《易经》作为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的智慧经典，虽以阴阳变化之道揭示宇宙规律，却始终将“人”置于核心位置。它既承认“天道盈虚有时”（《丰卦·彖传》），更强调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——在自然与社会的变易中，人不是被动的旁观者，而是“与天地合其德”的主动参与者。这种“能动性”，体现为对规律的洞察、对时机的把握、对自我的超越，构成了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而人能胜天”的精神根基。
一、能动性的本质：在顺应中开创
《易经》的能动性，始于对“变易”的深刻认知。乾卦大象传曰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坤卦大象传曰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二者奠定了“刚健有为”与“顺势包容”的双重基调——人既需如天般刚健进取，又需如地般随顺万物，在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张力中实现主体价值。
1. 观变察机：能动性的前提
《系辞下》云：“变通者，趣时者也。”人要能动，必先“知时”。孔子读《易》至“损益”二卦，叹曰：“损益，盛衰之始也。”（《说苑·敬慎》）正是通过观察阴阳消长，把握变革时机。战国时期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并非盲目改革，而是看到“周室衰微，诸侯力政”的时势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，以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的勇气（《商君书·更法》），顺应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（《系辞下》）的规律，最终“举秦而天下服”。
2. 刚柔并济：能动性的实践法则
《易经》强调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（《系辞上》），人的能动性亦需刚柔平衡。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，面对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的危局（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），既以“刚”果断“去逖出”（涣卦上九），辞去相位；又以“柔”转身经商，三聚三散，终成“陶朱公”。这种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”（《艮卦·彖传》）的智慧，正是能动性的高阶体现——不违时势，亦不失自我。
二、困境中的能动性：在危机中创造新机
《易经》六十西卦，多以“危”开篇，却以“亨”收束，暗含“危中有机”的辩证思维。人在困境中的能动性，表现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当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更表现为“反求诸己”的清醒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
1. 处险而健：主动破局的勇气
坎卦象征险难，其彖传却曰：“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”面对危险，人不是逃避，而是“设险”转化——如大禹面对洪水，放弃“堵”的蛮干，改为“疏”的智慧（《尚书·禹贡》），正是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的实践。春秋时期，管仲在齐国推行“轻重九府”政策（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），在经济危机中通过调控物价、发展工商，化“坎险”为“亨通”，印证了《易经》“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”（《蹇卦·彖传》）的警示——知险而能谋，方为真能动。
2. 反身修德：困境中的自我革新
《易经》强调“内难而能正其志”（《蹇卦·彖传》），困境正是修养的试金石。孔子周游列国被困于陈蔡，仍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以“君子固穷”的定力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在困顿中修订《六经》，完成“知天命”的精神超越。这种“君子以恐惧修省”（《震卦·大象传》）的自觉，使困境成为能动性的磨刀石——如乾卦九二“见龙在田”，虽未达“飞天”之境，却在“田”间深耕，积累腾飞的力量。
三、守成中的能动性：在安泰中保持清醒
《易经》对“能动性”的阐释，不止于“开创”，更在于“守成”。豫卦彖传曰：“豫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。”安乐之时，人易陷入“逸豫亡身”（欧阳修《伶官传序》），而真正的能动性，是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敏锐。
1. 居安思危：主动预防的智慧
乾卦上九“亢龙有悔”，警示“过刚必衰”；丰卦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”，强调“盛满必溢”。明朝张居正推行“万历新政”，在国库充盈时，主动清查土地、改革赋税，正是看到“晏安鸩毒”的隐患（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）。这种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”（《系辞下》）的自觉，使能动性从“应对”升华为“预判”——如履卦“履虎尾，不咥人”（《履卦·彖传》），在安泰中保持对“虎尾”的警觉。
2. 推陈出新：守成中的创新
《大学》引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易经》的“日新”之道，在守成中体现为“变而不失其正”。北宋王安石面对“积贫积弱”的北宋，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”的勇气（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），推行青苗法、募役法，虽成败参半，却践行了《易》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的精神。这种“守经达权”的能动性，正如革卦所言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（《革卦·彖传》）——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创新中守正。
西、道德修养：能动性的终极指向
《易经》的能动性，绝非功利主义的“人定胜天”，而是“与天地合其德”的道德实践。贲卦彖传曰：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”人对能动性的运用，最终指向“止乎礼义”的人文精神。
1. 修己以敬：能动性的道德根基
《易经》六十西卦，独谦卦“六爻皆吉”，其大象传曰：“地中有山，谦；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”谦德，正是能动性的道德约束。诸葛亮辅政时，“开诚心，布公道”（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），虽手握大权，却始终以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自勉（《诫子书》），体现了“自强不息”与“厚德载物”的统一。这种“修齐治平”的路径，使能动性超越了个体功利，升华为对天下的担当。
2. 天人合德：能动性的终极境界
《系辞上》云：“夫‘大人’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。”能动性的最高体现，是“赞天地之化育”（《中庸》）。北宋张载提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（《横渠语录》），正是《易经》能动性的儒家化表达——人不仅要“适应”世界，更要“成就”世界。如坤卦“地势坤”，以“厚德”承载万物，却非被动承受，而是“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”（《坤卦·彖传》），在成就他者中实现自我。
结语：在变易中挺立人的主体性
《易经》的伟大，在于既承认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（《系辞上》），又坚信“人能弘道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它揭示的能动性，是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”（《系辞上》）的宇宙论，与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人生论的统一。从大禹治水的“疏川导滞”，到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实践哲学，中华文明始终在“顺应天道”与“彰显人道”之间保持张力——这种张力，正是人的能动性的本质：不妄为，亦不懈怠；不盲从，亦不独断。正如《易经》所昭示的：“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”（《系辞下》）——唯有在对规律的敬畏中积极作为，在对自我的超越中成就他人，方能抵达“与天地参”的生命境界。这，或许就是《易经》留给现代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：在无常的世界里，做一个清醒的行动者，以“自强不息”的姿态，书写属于人的壮丽诗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