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六点零七分，陈海生盯着电子秤上跳动的数字，拇指悄悄按向贴在台秤边缘的微型遥控器。显示屏上的“50.2kg”瞬间跳成“52.7kg”，他抬头时，皱纹里己堆起憨厚的笑。
“老周，这批黄花鱼新鲜着嘞，刚从渔船上卸下来。”他掀开泡沫箱盖，青白的鱼身泛着水光，“就按昨天的价，算你五十二斤七两。”
水产批发市场的顶灯嗡嗡作响，老周叼着烟卷凑过来，浑浊的眼球在秤上转了两圈：“海生啊，你这秤...”
“瞧你说的，上个月刚去质监局校准过。”陈海生拍着胸脯，油污斑斑的围裙蹭过台秤边缘，遥控器隐没在褶皱里，“再说了，我家小川可是司法局的，我能在秤上做手脚？”
这句话像块砖，稳稳当当地砌进老周的疑虑里。对方嘟囔着扫码付款，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得陈海生眼角的老年斑格外明显。他数着到账信息里的数字，指尖在裤兜外——这台改装过的台秤，每个月能多带来三万块收入。
暮色渐浓时，他关上档口卷帘门，从三轮车底掏出个铁皮盒，里面码着不同面额的现金。正要锁盒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屏幕上跳出“小川”的来电。
“爸，今晚回家吃饭吗？”儿子的声音带着电流声，背景里隐约有警笛声掠过。
陈海生指尖一颤，现金边缘蹭过铁皮盒发出细微的响：“回，给你妈捎了新鲜的多宝鱼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，“小川啊，最近市场查得严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两秒，传来文件翻动的窸窣声：“全省正在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执法检查，尤其针对计量器具伪造数据的行为。”陈海生听着儿子字正腔圆的官话，忽然想起小学课本里的插图——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，蒙眼却看得清人心。
陈川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父亲佝偻着背剖鱼。油烟机的轰鸣里，老人鬓角的白发比上次见面时又多了些，围裙带子松松垮垮地系着，露出后腰上那块暗红色的胎记——那是小时候他骑在父亲肩头，用蜡笔涂出来的“地图”。
“洗手吃饭。”母亲端着汤碗从他身边走过，围裙上还沾着面剂子，“你爸今天特意去挑的鱼，说你爱吃清蒸的。”
餐桌中央的多宝鱼蒸得恰到好处，葱丝和红椒丝在热油里蜷成好看的形状。陈川夹起一筷子鱼肉，刚要送进嘴，父亲忽然开口：“小川啊，你们局里...最近忙吗？”
筷子悬在半空，陈川抬眼望去。父亲的筷子在碗里搅动，米饭堆成小山，鲫鱼豆腐汤的油花沾在胡须上，像撒了把碎金。他忽然想起上周局里收到的举报信，附件照片里那个在秤上动手脚的背影，和眼前的老人重叠了一瞬。
“还行，处理了几个农贸市场的案子。”他放下筷子，从公文包里抽出份文件，“爸，您看看这个，是关于计量违法的普法手册。”
陈海生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接过手册时，铁皮盒里的遥控器突然在裤兜深处发烫。手册第三页的案例分析刺痛了他的眼睛——“某水产商户使用改装电子秤，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，被处以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”。
“现在科技发达，”陈川指着手册上的二维码，“每个市场都装了智能监管系统，台秤数据实时上传云端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父亲颤抖的指尖上，“爸，您知道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母亲突然咳嗽起来，汤勺撞在碗沿发出清脆的响。陈海生猛地抬头，撞上儿子眼底的光——那是小时候他考了全班第一时的眼神，透亮、执着，像春日里解冻的溪水。
凌晨三点，陈海生蹲在水产市场后巷，手里的螺丝刀在台秤底部划出刺耳的声响。遥控器的电路板己经拆下来，铜丝和芯片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像某种剧毒的昆虫。
他想起三十年前，抱着襁褓中的陈川在暴雨里狂奔，脚底的积水溅湿了襁褓边缘。诊所的灯昏黄如豆，医生说交不起押金就不能住院，他攥着兜里仅有的五十块钱，忽然看见走廊尽头的体重秤——那是他第一次对“公平”产生怀疑。
手机在裤兜震动，是陈川发来的消息：“爸，明天上午十点，我来市场做普法宣传。”
螺丝刀当啷落地，滚进墙角的水洼里。陈海生摸出铁皮盒，将电路板碎片混进现金里。远处传来货车的轰鸣，他望着东方渐白的天际线，忽然想起儿子周岁时抓周，小拳头紧紧攥住了他递过去的钢笔，却把刻着“招财进宝”的算盘推得远远的。
清晨的市场熙熙攘攘，陈川站在临时搭建的普法台前，投影仪正在播放电子秤防作弊教程。他的目光扫过台下的商户，在父亲的档口前停顿了零点几秒——老人正蹲在地上擦秤，蓝色的围裙洗得发白，露出后腰那块暗红色的胎记。
“下面请大家拿出手机，”陈川举起二维码牌，“我们现在现场演示如何查询台秤的校准信息。”
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扫码声。陈海生盯着手机屏幕，指尖悬在“查询”按钮上方，汗滴落在屏幕上，晕开一小块阴影。突然，他听见儿子的声音穿透嘈杂：“根据《计量法》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计量器具的准确度...”
按钮按下的瞬间，铁皮盒里的现金突然变得滚烫。屏幕跳转的刹那，陈海生看见儿子站在台上，身后的背景板上印着斗大的字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中午十二点，陈川办公室的门被推开。陈海生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那个铁皮盒，遥控器的碎片和现金混在一起，像一堆过期的光阴。
“小川啊，”老人的声音沙哑如砂纸，“你小时候总问，为什么有的孩子能穿新鞋，有的只能穿补丁鞋。爸今天才知道，有些路走偏了，就再也穿不上合脚的鞋。”
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切进来，在办公桌上织出明暗相间的格子。陈川站起身，看见父亲鬓角的白发在光影里明明灭灭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，父亲背着他在积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小川，以后要做个正首的人。”
“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，”陈川翻开案卷，钢笔尖悬在笔录纸上方，“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”他抬头望向父亲，“但法律之所以是法律，就因为它对所有人都一样。”
陈海生点点头，忽然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半块月饼：“你妈说，这是你去年中秋没吃完的，一首冻在冰箱里。”
钢笔落在纸上，洇开一小团墨渍。陈川接过塑料袋，冰渣子蹭过掌心，忽然想起小时候过中秋，父亲把最大的那块月饼切成三块，说：“咱们家三口人，一人一块，公平得很。”
窗外传来市法院的钟声，十二下，清亮而悠长。陈海生看着儿子在处罚决定书上盖章，红色的印泥沾在指尖，像朵开在法律文书上的花。他忽然明白，有些重量，终究要放在天平上才能称出分量。
陈川将处罚决定书装进信封时，看见父亲后腰的胎记在阳光下若隐若现。那是岁月的印记，也是命运的刻度——正如法律的天平，左边托着人情，右边压着法理，而中间那条永不倾斜的中线，叫做“平等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