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长河拖着沉重的身躯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迈进家门。他刚一进门，便重重地摔倒在地，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在地面上蔓延开来。此次负伤归来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重创。由于伤势长时间未能得到妥善医治，他身上的伤口开始化脓感染，散发出阵阵恶臭。很快，他就发起了高烧，整个人陷入了昏迷，嘴里不时说着胡话。
妻子守在床边，一刻也不敢离开。她看着丈夫憔悴的面容，泪水止不住地流，无数个夜晚，泪水浸湿了枕头。李长河虽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，但命运似乎对他格外残酷，最终他还是没能敌过命运的安排，一病不起。不久后，在一个寂静的清晨，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，整个家瞬间失去了依靠，只剩下年幼的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破旧的房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，母子俩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艰难之中。每天，母亲天不亮就出门，想尽办法做些零工来维持生计，晚上回来时，早己疲惫不堪。
好在村里人心善，大家都很同情这对母子的遭遇。在大家的接济下，他们的日子才勉强得以维持。
时光匆匆，这一年我己经16岁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放过这对苦命的母子。这年开春就滴雨未下，附近的村都闹起了灾荒，田地干裂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十户人家中有九户都在为填饱肚子发愁。一向靠别人接济的我家，更是陷入了绝境，家中早己无米下锅，饿肚子成了家常便饭。
无奈之下，母亲带着我背着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床破被子，开始跟随逃荒的人流南下，期望能在他乡寻得一线生机。一路上，母子俩风餐露宿，吃尽了苦头。当行至沈阳地界时，母子二人正在沿街乞讨，突然，一阵嘈杂的呼喊声打破了平静。原来是征兵的官老爷带着一群士兵在抓壮丁，他们如狼似虎，见着年轻男子便强行拉走。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几个士兵抓住。我拼命的挣扎，大声呼喊着母亲。母亲见状，心急如焚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，想要夺回儿子。然而，在混乱中，人群推搡，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等她好不容易爬起来，我早己被士兵们带走，消失在人海之中，从此不知所踪。
很快，我就被带到了军营，竟发现这是沈阳地区的伪军部队。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，绝望与抗拒更是如潮水般在心底翻涌。虽说我在大山里长大，可一路逃难走来，到处都是鬼子烧杀抢掠的惨象，我心里清楚，自己绝不能做鬼子的走狗。
被抓后的第三天夜里，夜色浓稠如墨，我悄悄来到墙边，打算踩着墙边的汽油桶翻墙逃走。哪曾想，抬脚时不小心蹬翻了一个汽油桶，那刺耳的声响瞬间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“有人逃跑！” 一声尖锐的呼喊骤然响起，紧接着，杂乱的脚步声、嘈杂的叫嚷声铺天盖地而来，一群伪军举着武器，朝着我逃跑的方向追了过来。
我拼了命地奔跑，可我刚到沈阳不久，对城内街道完全不熟，没跑多远就被堵在了胡同里。突然，一颗子弹带着呼啸声飞来，击中了我的腿。剧痛猛地袭来，我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，但还是咬着牙，强忍着疼痛，继续往前挪。慌乱之中，我瞧见一户人家的门半掩着，来不及细想，一头冲了进去。
这家的张大爷听到动静，赶忙从屋里出来查看。见我浑身是血、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张大爷眼里满是怜悯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，外面就传来伪军的叫骂声和敲门声。张大爷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他迅速把我藏进地窖，随后镇定自若地去开门应付那些伪军。
伪军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翻箱倒柜地搜查，却什么都没找到。等他们离开后，张大爷才把我从地窖里扶出来。我泪流满面，向张大爷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。张大爷听完，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命可真苦。我二儿子是国民党部队的团长，看你没地方可去，要不就去当兵吧，好歹有个安身之所。”
我思来想去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便听从了张大爷的安排。在张大爷的精心照料下，我的腿伤慢慢好了起来。没多久，张团长回家探亲，我就跟着他入了伍，当了兵。
1937 年 7 月 7 日，日本悍然发动 “卢沟桥事变”，全面侵华战争就此爆发。我所在的部队多次被整编，期间还参与了淞沪会战、武汉保卫战等重要战役。在往后的十几年里，我在国民党队伍中多次负伤，好在都侥幸活了下来。
1948 年 6 月，辽沈战役打响，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坚守锦州防线。战斗一打响，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进攻，密集的炮火把国民党军队的阵地炸得千疮百孔。我所在的连队，在解放军第一次冲锋时就被打散了，混乱之中，就被俘虏了。解放军看我出身穷苦，是被迫入伍的，并非自愿给国民党卖命，就给我发了路条和路费，让我回了老家。此时的我，身心俱疲，历经无数战火的洗礼，可心里始终惦记着失散多年的母亲 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