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的米缸彻底空了，连熬粥的糙米都刮不出一把。母亲抱着饿得首哭的我，再次踏上了回娘家的路。那天的雨，下得邪性，不是雨丝，是冰冷的铁线，抽打在脸上生疼。泥泞的小路滑得像抹了油，母亲深一脚浅一脚，背着我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借钱的屈辱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她，回来时，天己黑透，墨汁般的夜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终于望见那扇熟悉的院门，那曾是我们最后庇护所的地方。母亲松了口气，加快脚步，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，冷得她牙齿打颤。她伸手去推门。
纹丝不动。
门，被人从里面反锁了。
冰冷的铁锁头，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冷酷的光。母亲愣住了，似乎不敢相信。她又用力推了推，门板发出沉闷的“哐哐”声，在死寂的雨夜里格外刺耳。
“妈！开门啊！是我！我和囡囡回来了！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嘶哑地拍打着湿冷的门板。
里面亮起了灯，昏黄的光晕从门缝里透出一点点。奶奶那特有的、尖利又带着浓重睡意的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，像钝刀子割肉：“嚎什么丧？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安生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死在外面也别回来克我！晦气！”
“妈！囡囡淋了雨，在发烧！求求你开开门！就让我们进去避避雨！”母亲的声音己经带上了绝望的哀鸣，她更用力地拍着门，指甲在粗糙的木头上刮出刺耳的声音。
“发烧？烧死才好！省得跟你一样祸害人！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别脏了我的门槛！”奶奶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刻毒的怨气，“再拍门，我叫人了！”
拍门声戛然而止。
母亲抱着我的手臂猛地一紧，勒得昏沉的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。她僵立在冰冷的铁门外，雨水顺着她的头发、脸颊，汇成小溪流进衣领。她不再拍门，也不再哀求。整个世界只剩下哗哗的雨声，冰冷地冲刷着一切，还有我滚烫的额头贴在她同样冰冷潮湿的颈窝里。
很久，很久。久到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滚烫和冰冷撕裂。母亲的身体不再颤抖，那是一种死寂般的平静。她缓缓地、缓缓地转过身，背对着那扇紧闭的、代表最后一点血缘羁绊的门，一步一步，重新走进那无边无际的、冰冷的铁线雨幕里。每一步，都踩碎了什么，又有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，在她眼底深处，悄然凝结成形。
那场差点要了我小命的高烧过后，母亲变了。
她不再对着空米缸发呆，不再抱着我无声地流泪。她脸上那些被苦难刻下的深深纹路里，第一次透出一种近乎凶狠的亮光。当那个穿着廉价西装、自称是父亲代理人的男人，再一次把那份离婚协议书递到她面前时，母亲没有犹豫。她甚至没怎么看那些冰冷的条款，只是拿起那支廉价的圆珠笔，笔尖悬在签名处，停顿了只有短短的一秒。
那一秒，我仿佛看见她身体里最后一点属于“王家媳妇”的软弱，被什么东西“咔哒”一声，彻底斩断了。
笔尖落下，划过粗糙的纸张，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。那声音不大，却像惊雷一样炸在我心里。母亲的名字——林秀芬——三个字，清晰地烙印在纸上。她签得很快，很用力，最后一笔几乎要划破纸背。
代理人似乎松了口气，迅速收好文件离开了，仿佛多待一秒都会被这屋子里的晦气沾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