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盛夏，贝鲁特港的汽笛声与起重机的轰鸣声交织，法国商船"马赛之光号"正满载着从埃及运来的棉花，准备转运至欧洲。港口仓库里，犹太商人雅各布·科恩戴着金丝眼镜，仔细核对货物清单，羊皮纸上的法文批注在煤油灯下泛着金黄。他的丝绸衬衫领口沾着咖啡渍，那是今早与法国殖民官员在滨海大道咖啡馆洽谈时留下的。
"科恩先生，这批棉花的关税..."叙利亚裔仓库管理员阿卜杜勒·哈米德小心翼翼地开口。
雅各布头也不抬地打断："按老规矩，给海关署长送两箱波尔多红酒。"他合上账本，目光扫过窗外林立的写字楼，"贝鲁特的繁荣，靠的是懂得与法国人合作。"
与此同时，在贝鲁特南郊的贫民窟，裁缝法蒂玛·哈立德正用残破的缝纫机修补衣物。她的女儿莱拉蹲在门口，数着今天捡到的煤渣——这是全家今晚唯一的燃料。"妈妈，为什么港口的卡车运的都是外国货？"莱拉指着远处的车队，车身上印着"法国制造"的字样。
法蒂玛的手指被针尖刺破，血珠滴在褪色的布料上："因为法国人只想让黎巴嫩做他们的中转站，我们的工厂连一颗螺丝钉都造不出来。"
法国殖民总督府内，新任总督皮埃尔·博杜安将最新的经济报告摔在雕花办公桌上。水晶吊灯下，报告上的数字触目惊心：转口贸易占GDP比重达68%，而制造业仅占7%。"贝鲁特要成为东方的巴黎！"他对着财政顾问怒吼，"那些要求发展工业的议员，简首是痴人说梦！"
顾问小心翼翼地递上另一份文件："阁下，叙利亚商人联盟再次抗议法国对本地工业的限制..."
"驳回！"博杜安点燃雪茄，烟雾缭绕中，墙上的法国三色旗与黎巴嫩雪松旗并列悬挂，"让他们老老实实做转口生意，欧洲的工业品不需要黎巴嫩仿制。"
1941年春，贝鲁特证券交易所人声鼎沸。马龙派银行家菲利普·阿布德在交易大厅挥舞着股票凭证，他定制的意大利西装袖口露出劳力士金表："买入埃及糖业！卖出叙利亚棉纺！"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，仿佛金币正从交易所的穹顶倾泻而下。
而在城东的纺织作坊，二十名工人挤在闷热的车间里，用手摇织布机生产粗布。老板马哈茂德·哈桑擦拭着额头的汗水，看着法国商人拒收他的货物："你的布料质量太差，我们只要曼彻斯特的产品。"
"可我的布比英国货便宜一半！"马哈茂德急得涨红了脸。
法国商人冷笑一声，点燃了手中的高卢香烟："在贝鲁特，人们只认品牌，不认价格。"
夜幕降临时，法蒂玛带着莱拉来到滨海大道。橱窗里，法国香水和瑞士手表在霓虹灯下闪烁，与母女俩身上的补丁衣裳形成刺眼对比。莱拉望着一家咖啡馆里谈笑的法国军官，突然问："妈妈，为什么他们能喝着咖啡谈生意，我们却要捡煤渣？"
法蒂玛握紧女儿的手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："因为我们的国家，被法国人变成了一座漂亮的橱窗，里面展示的都是别人的东西。"
1943年，黎巴嫩宣布独立，但经济命脉仍牢牢掌握在法国资本手中。贝鲁特的商业继续繁荣，五星级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而内地的乡村却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。在一次经济论坛上，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·雷诺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："黎巴嫩的优势在于金融与贸易，工业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。"
台下，叙利亚裔工业家拉希德·阿萨德愤然起身："所以我们就该永远做欧洲的搬运工？当战争切断海运，我们的经济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崩塌！"
雷诺推了推金丝眼镜，露出傲慢的微笑："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，先生。"
当贝鲁特的夜生活依旧纸醉金迷时，法蒂玛的裁缝铺却亮起了最后一盏灯。她将攒了三年的积蓄交给莱拉："去开罗学习工业管理，记住，真正的繁荣不该建立在沙滩上。"窗外，港口的探照灯扫过海面，远处的法国商船正缓缓驶离，仿佛载走了黎巴嫩最后的工业希望。而这座城市表面的繁华，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在经济结构失衡的狂风中，摇摇欲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