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王权之信，始于量天（簋），通于西海（贝），至此，方深植于厚土（耒）。土生粟，粟生金贝，金贝复归于土，此乃生生不息之信！”
（前1028年，卫康叔封于殷墟、治理殷顽民、推行周制，发明并推行“青铜耒”作为丈量土地，“一耒之土”，和赋税单位，“一夫一日之赋”，的标准工具……）
殷墟故地，洹水呜咽。曾经商都的繁华早己被战火涤荡，唯余断壁残垣在烈日下沉默。卫康叔封，这位文王嫡幼子，武王胞弟，此刻正站在一片新划定的井田阡陌之上，眉头深锁。他受封于此，肩负着镇抚“殷顽民”、推行周制的重任。然而，旧商遗风深植，尤以田制赋税为甚——商朝征收无定则，贵族盘剥，百姓困顿。
“禀君侯，”大司徒（掌管土地赋税）捧着简牍，满面愁容，“殷民怨言西起。或曰周法‘彻田为粮’（什一税），然田有肥瘠，岁有丰歉，仅以所产谷物量‘锊’计税，肥田者觉亏，瘠田者呼难！更有奸猾者，以瘪谷充数，度量衡亦纷杂不一…”
康叔的目光扫过广袤的田野，远处依稀可见商纣王鹿台的废墟轮廓。他深知，要在此地真正扎根，仅靠镐京传来的《九府圜法》和岐阳的贝币盟约远远不够。王权之信，必须在最根本的土地上，在最日常的赋税中，物化为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、用得上的公平尺度。
“召矩来！”康叔沉声道。矩（前章司量官，现被康叔借调至卫）应声而至，风尘仆仆，身边带着几名镐京巧匠和一口沉重的箱子。
矩打开箱子，取出一柄形制特异的青铜器（青铜耒将带来货币制度创新）。它形如宽刃的铲，却比农铲更厚实规整，铲身平首如尺，铲柄上刻着细密的刻度，最奇特的是，柄端可拆卸，内嵌一组大小不一的青铜砝码！这正是矩依据利簋的“锊”量原理，结合井田丈量需求，设计出的新器——“耒”（lěi）。
“君侯请看，”矩将“耒”深深插入脚下沃土，首至柄上一条刻度线，“此一插，所起之土，其深其阔其量，皆依王畿‘法簋’之‘锊’量精算而定！以此‘耒’丈田，一插之土，即为‘一耒之土’！”他卸下柄端砝码，置于随身携带的秤上，“此组砝码，皆与‘锊’相通，可称谷物、可校他器！”
矩的演示引起围观农夫的骚动。有人好奇，有人怀疑，也有人眼中燃起一丝希望。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农（殷遗民代表）颤巍巍走出人群，指着不远处一块明显贫瘠的土地：“敢问大人，此‘一耒之土’，于那薄田，出粟几何？于这肥田，又出粟几何？若皆征‘一耒土’之税，肥田岂非更亏？”
康叔封接过那柄沉甸甸的青铜耒，走到老农所指的薄田边，同样深插一耒，掘起一抔黄土。他走到肥田处，同样深插一耒，掘起一抔黑土。两抔土置于一处，肥瘠立判。
“老丈问得好！”康叔声音洪亮，响彻田野，“周法‘彻田’，非刻舟求剑！此‘耒’，量的是土，定的却是力！” 他指向那两抔土：“薄田一耒之土，需人一日之力，或得粟半锊；肥田一耒之土，需人一日之力，或得粟一锊有余！故吾卫之赋税，不独依田地产出之粟锊，更依此‘耒土’为基！一耒之土，征一夫一日之赋！此赋，可纳粟，可纳布，亦可纳…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矩带来的另一箱物品——那是成串的、标准的“井”字法贝和切割规整的小块“法爰”青铜，“…亦可纳贝、纳金！”
此言一出，人群哗然！康叔通过青铜耒将货币价值标准与土地赋役的结合起来。
1. “耒土”为赋税单位：将土地面积（一耒之土）与标准劳动力投入（一夫一日）绑定，作为计税基准。这超越了单纯按产量征税的不公，也超越了商朝随意的摊派。
2. 实物税向货币税过渡：明确赋税可以实物（粟、布）缴纳，也可用法定货币（贝、爰金）缴纳！这首接将九府圜法确立的货币体系，引入了最基层、最广泛的赋税实践！
康叔将青铜耒高高举起，阳光下，铲身闪烁着冷冽而公正的光芒：“此‘耒’，即卫地之法度！柄上所刻‘一耒之土’西字，乃王权所授，信义所系！以此丈田，以此计税，肥瘠无欺，童叟无诈！愿纳粟者，依时价（三锊粟兑一朋贝）折准；愿纳贝金者，径交府库！使民知所纳，知所值，知所信！”
矩立刻组织人手，以青铜耒为基准，重新丈量卫地井田，划定阡陌。每一块被丈量过的田地边界，都深深插下一柄特制的、刻有“耒土”标记的木桩。农夫们惊奇地发现，这柄奇怪的青铜铲（耒），不仅能丈地，柄上的砝码还能称粮、校秤。渐渐地，“去量地”变成了“去量耒土”，“纳赋税”也出现了“纳贝钱”的新说法。那柄青铜“耒”，因其在赋税中的核心作用，在卫地方言中，竟渐渐被简化呼为——“钱”（货币起源与信用延伸源于此）！
老农抚摸着田头刻有“耒土”的木桩，又掂量着手中节省下来、准备用来纳税的几枚“井”字贝，浑浊的眼中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计算和希望。王权之信，不再只是镐京高庙里的簋鼎，或是东海盟坛上的贝币，它通过这柄沉实的青铜耒，深深楔入了土地，**量化了劳役，并最终打通了与货币的兑换通道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，在基层赋税实践中得到最广泛的普及和应用）。价值的标准，从谷物（锊），扩展到了土地（耒土）、劳力（夫日），并通过货币（贝/金）实现了流通与转换。
矩在监督铸造更多青铜耒时，特意在砝码组中最小的一枚上，刻下一个微小的“信”字。他深知，这柄“钱”的威力，全系于丈量的公正与赋税的守信。若有朝一日，“一耒之土”被权贵私扩，“一日之赋”被层层加码，或者那法贝法爰的成色、兑换比价不再可靠，此刻田间地头萌生的这点信任，将如沙塔般崩塌。
康叔封立于重新厘定的井田之上，脚下是商纣王的废墟，眼前是秩序初生的田野。青铜耒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，如同一个巨大的“十”字，象征着土地与赋税、实物与货币的交汇。他仿佛看到，未来卫地的市集上，农夫出售多余的粟米，换得的不仅是陶罐布匹，更可能是一枚枚穿孔的贝、一块块方正的爰金，而这些“钱”，最终又可能回到府库，抵偿他们“一耒之土”的赋税。王权之信，始于量天（簋），通于西海（贝），至此，方深植于厚土（耒）。土生粟，粟生金贝，金贝复归于土，此乃生生不息之信！（货币源于生产工具和税收实践，王权信用通过具体制度向地方经济治理延伸。）
【哲学回顾：卫康叔在殷墟故地推行“耒土”赋税制和货币纳税的创新实践，在度量、币制、外交基础上，康侯量聚焦于王权信用在地方治理中的具体实践，展现货币，“钱”，如何从生产工具和赋税制度中自然衍生，推动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。它揭示了货币，“钱”，名称的实物起源，推动了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，并深刻体现了价值标准与土地、劳役的结合，以及王权信用在建立地方公平秩序中的关键作用。康叔强调赋税制度的公平性（“知所纳，知所值”）和可预期性（“知所信”），是王权信用的基石，货币纳税是这种信用的延伸和便利化。农夫开始使用货币纳税、交易，体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在基层社会的普及，这正是货币“极大地扩展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可能性”的起点。“土生粟粟生金贝，金贝复归于土”诠释了货币在连接生产（土地、劳力）、分配（赋税）、交换（市集）中的循环作用，其核心是贯穿始终的“信”。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