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冬，开塞利钢铁厂的高炉首次喷出橘红色铁水时，总工程师穆斯塔法·托普楚正裹着羊皮袄在操作台记录数据。零下15度的寒风穿过厂房缝隙，却吹不散他眼中的炽热——这座由德国技术援建的工厂，每炉能产出300吨钢轨，足够铺设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。"看看这些铁水，"他对学徒们说，"这是土耳其的脊梁。"
与此同时，伊斯坦布尔香料市场的商贩易卜拉欣正在用算盘核账。一袋 Aleppo 胡椒的价格比三个月前涨了4倍，顾客们捏着贬值的里拉纸币犹豫不决。"政府说工业化能让日子变好，"一位老妇人把皱巴巴的钞票推回去，"可我的面包现在要花半袋胡椒的钱。"
凯末尔推动的"五年工业计划"确实让土耳其脱胎换骨。1930年代，开塞利钢铁厂、埃尔祖鲁姆机械厂相继投产，安卡拉的汽车组装线上，国产"托卡特"牌卡车喷着黑烟驶下生产线。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村落里，农民们第一次见到拖拉机犁开千年未变的耕地，铁匠铺的铁锤声逐渐被机械车床的轰鸣取代。
但繁荣表象下暗流涌动。为快速实现工业化，政府大量印刷钞票筹措资金，1935年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62%，面包价格像热气球般飙升。伊兹密尔的纺织女工法蒂玛每天要在车间站12小时，挣来的工资却买不回足够的面粉。"我丈夫在钢铁厂干活，"她在工会集会上举起空空的面包篮，"可我们的孩子只能吃掺了锯末的面包！"
更棘手的是技术依赖。开塞利钢铁厂的核心设备全由德国工程师操控，土耳其技术人员只能负责清扫和搬运。当1938年纳粹德国暂停技术支援时，高炉因零件短缺被迫停产三个月，穆斯塔法在布满灰尘的控制室里看着冷却的炉体，喃喃自语："我们造了钢铁，却没造出造钢铁的能力。"
贫富分化像安纳托利亚的峡谷般日益加深。伊斯坦布尔佩拉区的豪宅里，工业巨头们用法国香槟庆祝出口创汇，而几公里外的盖姆利克贫民窟，棚户区的孩子们在垃圾场捡拾煤渣取暖。1939年，占人口10%的富人掌握了全国45%的财富，而60%的农民日均收入不足2里拉——只够买半个黑面包。
政府试图用价格管制遏制通胀。安卡拉的市场监管员每周骑着自行车张贴限价令，但商贩们把商品藏在柜台下，暗地里用美元或黄金交易。易卜拉欣的香料店后门挂着块小木牌："只收硬通货"，而橱窗里的胡椒标价签每天都要更换三次。
1939年二战爆发，土耳其宣布中立，却难避经济冲击。德国停止进口土耳其烟草，英国封锁黑海航线，钢铁厂的钢轨堆积如山，纺织厂的棉布卖不出去。穆斯塔法站在停产的高炉前，看着德国技术人员拆除关键设备装箱运走，突然发现炉壁上有行用粉笔写的字："没有自主的工业，只是别人的车间。"
法蒂玛在失业后加入了街头抗议队伍。当警察的水龙射向人群时，她举着空空的饭盆高喊："我们要面包，不要钢铁！"而佩拉区的宴会上，工业部长正用银质刀叉切开德国进口的牛排，向外国使节吹嘘："土耳其己成为近东工业强国。"
1940年，土耳其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升至18%，但通胀率突破50%，里拉在黑市上的价值只剩官方汇率的三分之一。开塞利钢铁厂最终以半价卖给了德国资本，穆斯塔法成了自己工厂的门卫，每天看着德国工程师开车进厂，车窗外是排队领取救济粮的工人长龙。
安纳托利亚的夕阳将钢铁厂的烟囱染成血色，与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塔形成诡异的对称。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，如同在钢丝绳上行走——左手握着工业化的梦想，右手却拖着通胀与不公的锁链。而那些在钢铁火花与面包票证间挣扎的人们，或许还不知道，真正的现代化，从来不是高炉的数量，而是能否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分享发展的温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