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春，外约旦的贝都因人哈希姆·本·阿里牵着瘦骨嶙峋的骆驼，在龟裂的草原上寻找水源。往日丰茂的艾兹赖格草原如今只剩稀疏的沙生植物，骆驼蹄子踩过的土地扬起漫天沙尘，露出下面板结的盐壳。"三年了，"他对儿子萨利姆说，"连最耐旱的柽柳都死了。"
与此同时，安曼的英国殖民政府大楼里，农业顾问约翰·皮尔斯正用银质餐刀切割烤羊肉，向来访的官员展示畜牧业报告。羊皮纸上的图表显示，外约旦绵羊存栏量比十年前增长40%，但角落里的小字备注却被咖啡杯遮住："草原植被覆盖率下降35%，地下水位年均下降2.3米。"
"皮尔斯先生，贝都因人抱怨草场不够了。"年轻的翻译官阿卜杜勒指着窗外远处的帐篷群，"他们说英国人鼓励多养羊，却不管草从哪里来。"
皮尔斯用餐巾擦了擦嘴角："游牧民族不懂科学养殖。告诉他们，引进的澳大利亚美利奴羊产毛量更高，能赚更多英镑。"他不知道，这些高产绵羊的食量是本地品种的两倍，啃食草根的习性让草原雪上加霜。
外约旦的畜牧业自古是经济命脉，贝都因人世代以游牧为生，与草原形成微妙的平衡。但英国殖民当局为增加羊毛出口，强行推广高产羊种，并修建公路网方便收购，导致牧民们为追求短期利益过度放牧。哈希姆的部落曾有500峰骆驼，如今只剩不到200峰，且每峰的产奶量下降了一半。
1940年夏，萨利姆跟着父亲寻找新牧场，却在曾经的绿洲发现了干枯的水井。井壁上刻着他祖父的名字，那是1910年打的井，当时井水离地面只有3米，现在却要放下30米长的绳子才能触到水面。"英国人在这里建了抽水站，"哈希姆指着远处轰鸣的柴油机，"他们把水抽到城里，我们的牲口只能喝泥浆。"
安曼的市集上，羊毛商人奥斯曼·阿迦看着堆积如山的劣质羊毛首摇头。过度放牧导致羊只营养不良，羊毛粗糙易断，英国纺织厂不断压价："这样的毛，只能用来填沙发。"而贝都因人用羊毛换来的面粉，价格比五年前涨了十倍。
英国殖民政府试图用"科学管理"解决问题，划出"保护区"禁止放牧，却把传统游牧路线拦腰切断。哈希姆的部落被迫挤在狭小的区域放牧，草场退化速度更快。当他去政府申请用水许可时，办事员指着文件上的英文条款："非定居人口用水配额，每月每峰骆驼5升。"
"5升？"哈希姆气得发抖，"我的骆驼一天就要喝20升！"
1942年，外约旦爆发大规模草原火灾。干枯的牧草成为燃料，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艾兹赖格草原变成焦黑的荒漠。萨利姆在火场边缘找到一只烧焦的小羊羔，它蜷缩的身体旁，是牧民们为阻止火势挖出的防火沟——但沟里没有水，只有滚烫的沙子。
"这是真主的惩罚。"老人们跪在灰烬中祈祷，而安曼的殖民官员却在报告中称火灾是"自然现象"，并建议扩大绵羊养殖弥补损失。皮尔斯在给伦敦的信中写道："游牧经济己不适应现代需求，应推动贝都因人定居，发展集约化畜牧业。"
定居点的规划图上，整齐的红砖房取代了游牧帐篷，但配套的灌溉系统和饲料加工厂从未建成。哈希姆被迫卖掉最后几峰骆驼，搬进尘土飞扬的定居点，却发现自己既不会种地，也找不到工作。"英国人毁了我们的草原，"他坐在家门口的矮墙上，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丘，"现在又要毁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"
1945年，外约旦的畜牧业产值虽然仍占GDP的32%，但草原退化导致抗灾能力急剧下降，一场罕见的旱灾就使牲畜死亡率超过50%。英国殖民当局运来的救济粮中，混杂着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牧草种子，却因不适应本地气候全部枯死。
萨利姆跟着商队穿越沙漠时，在古老的岩画前停下。画上的贝都因人骑着肥壮的骆驼，周围是茂密的枣椰林，而现实中，只有风沙在岩画剥落的缝隙中呜咽。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"草原是有生命的，你过度索取，它就会死去。"
外约旦的畜牧业困局，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——看似繁荣的数字背后，是生态失衡的深渊。当英国殖民者带着工业化思维改造传统游牧经济时，他们或许从未想过，这片土地的真正财富，从来不是羊毛的产量，而是人与自然千年积累的生存智慧。而那些在草原退化与水资源短缺中挣扎的贝都因人，正在用失去家园的代价，为现代性的盲目扩张敲响沉重的警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