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深秋，苏伊士运河波光粼粼，英国皇家海军"胡德号"战列巡洋舰却在暮色中悄然驶离塞得港。舰桥上，海军上将查尔斯·福布斯望着岸上逐渐缩小的英国军营，手指无意识着望远镜的皮革护套——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，英国首次从埃及核心区域大规模撤军。"陛下，参谋部的电报。"副官递来加密文件，泛黄的纸页上用红笔标注："优先确保波斯湾油田安全，放弃次要据点。"
与此同时，伦敦白厅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室内，国防大臣莱斯利·霍尔-贝利沙将中东地图铺在橡木桌上，红蓝铅笔的标记将这片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。"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让我们分身乏术，"他用象牙指挥棒敲打着外约旦边境，"伊拉克和沙特的驻军必须削减三分之二。"财政大臣西蒙爵士推了推金丝眼镜："但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占帝国收入的8%..."
"石油比运河更重要！"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·麦克唐纳突然起身，撞翻了威士忌酒杯。酒液在波斯湾区域的地图上漫延，恰好覆盖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炼油厂标记，"阿巴丹的油田每天产出二十万桶原油，那才是大英帝国的血脉。"他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，窗外唐宁街10号的警卫正在换岗，新升起的米字旗猎猎作响。
战略调整以惊人的速度推进。在巴勒斯坦，英国殖民军拆除了半数哨卡，将兵力集中到海法港的石油储运设施；在亚丁，原本用于维持阿拉伯半岛秩序的驻军被抽调至巴林，保护壳牌公司的钻井平台。开罗的英国总督府内，新任总督迈克尔·凯西对着镜中的军装叹息——他的管辖范围己缩水至苏伊士运河沿岸，而辖区内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抗议声浪，正威胁着英国的统治根基。
扶持亲英政权成为新的核心策略。在伊拉克，英国情报部门暗中支持首相努里·赛义德，为其提供武器和顾问，条件是确保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控制权；在沙特阿拉伯，国王阿卜杜勒-阿齐兹的宫廷里，英国军事代表团用黄金和军火换取石油开采特权，将沙漠中的黑金源源不断输往英国炼油厂。"阿拉伯的君主们需要我们，"驻沙特大使在密电中写道，"正如我们需要他们的石油。"
但权力的天平正在倾斜。在伊朗，民族主义者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愈演愈烈，英国却因欧洲局势紧张无法全力镇压；在埃及，华夫脱党公开抨击英国撤军是"虚伪的让步"，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。阿卜杜勒·阿齐兹将军在日记中愤怒写道："英国人撤走了驻军，却留下了更难拔除的经济殖民枷锁。"
1939年春，当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传来时，英国在中东的战略调整己基本完成。波斯湾的油田戒备森严，铁丝网与机枪阵地环绕着储油罐；而曾经重兵把守的叙利亚边境，只剩下荒废的堡垒在风沙中伫立。在巴林的钻井平台上，英国工程师约翰·戴维斯擦拭着原油覆盖的眼镜，对阿拉伯工人怒吼："加快开采速度！欧洲随时可能开战！"
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部内，军事地图上的红色箭头从柏林指向中东，石油产区被标注为"绝对优先目标"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德蒙·艾恩赛德元帅点燃雪茄，烟雾中浮现出不祥的预感："我们用石油换取了战略喘息，但这把火，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。"
当二战的炮火最终在欧洲响起时，英国在中东的"收缩-控制"战略暴露出致命缺陷。埃及民众拒绝为英国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资，伊拉克爆发反英起义切断了石油运输线，而伊朗在苏联与英国的夹缝中摇摆不定。苏伊士运河的水面依旧平静，但暗流之下，被英国战略调整激怒的民族主义浪潮，正悄然积蓄着摧毁殖民体系的力量。而那些用石油和特权堆砌的亲英政权，如同沙漠中的蜃楼，在历史的狂风中摇摇欲坠。
